《舌尖3》尝试理解美食背后的文化和文明

AED能大大提高猝死急救成功率

　　在急救医学中，对猝死患者进行急救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院前急救阶段、急诊处置阶段及ICU观察阶段。院前急救是急救医疗服务体系中的第一步，也可以说是能否挽回猝死患者生命的关键。

　 当猝死患者的心脏停止跳动后，其脑部的血液流动突然中断，患者会因此丧失意识。当患者的心脏停止跳动3秒时，其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患者的心脏停止跳动20秒时，其会出现晕厥的症状；当患者的心脏停止跳动40秒时，其会出现抽搐的症状。当患者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超过了6分钟，其脑组织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有研究发现，如果猝死患者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超过了6分钟，且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急救治疗，其急救的成功率只有4%。因此，在心跳骤停后的5分钟之内是对猝死患者进行院前急救的黄金时间。

　 电除颤治疗是使猝死患者的心脏停止室颤（表现为意识丧失、抽搐，脉搏消失等）的最有效的急救方法。据有关研究报道，70%～80%的呼吸心脏骤停发生在家庭、公共场所和行路中。在专业救护人员到来之前，对患者进行及时的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可以暂时性地维持患者的心脑功能，为对其进行电除颤治疗争取时间。这部分工作往往需要现场非专业的目击者来完成，而现场配备的辅助急救设备将起到关键作用。

　 去年3月，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医生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抢救美国游客的照片走红网络，网友纷纷转载点赞并夸其为“中国好游客”、“中国好医生”。唐医生回忆说，之所以能够最终挽救老人的生命，是因为美国公园内到处安放的AED，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AED问世于1979年，它方便易于操作，稍加培训就能熟练使用，给医务人员甚至非医务人员为心脏停搏患者进行早期除颤提供了“新式武器”。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赵伟透露，在配了AED的地方加上3分钟之内有人徒手施救，成功率可以大大提高。

　 在国外，公共场所的AED配置率也较高。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通过了相关法案，实行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目前美国初步统计配备了AED有5万台。在美国的公众场所安置AED，要求在十分钟内即可获得自动体外除颤器，并通过对普通民众等非专业人员的训练，在遇到有人心脏骤停患者的时候可以最快进行现场除颤。日本则于2004年开始推广和安装，平均每十万人约有234.8台。

实施急救，需要的不仅是设备

　　专家透露，在发达国家，应急救护知识十分普及。欧洲一些国家公民的应急救护培训(SOS)水平为60-70%，有的已经达到80%，西方发达国家正常是50%到60%之间。瑞典有 45% 的公众参加过心脏复苏技能培训，法国公众的应急救护普及率为40%，德国普及率为80%，哪些人群必须接受急救培训、企业员工必须有多大比例接受急救培训、实施急救人员应有哪些权利保护等问题，还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公民在18岁之前，必须全部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从上幼儿园就开始接受急救课程。

　 美国心脏协会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便开始提倡在公众中普及心肺复苏初级急救技能，20 世纪 70 年代便开始关注“第一目击者”在急救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公众，如警察、消防员、司机及其他职业者开设现场急救知识学习课程。美国一项关于公众心肺复苏培训和使用情况的研究显示，公众心肺复苏培训率和使用率2007至2009年相比1980至1982年均有显著增加。有关数据表明，美国每年有大约 40 万心脏骤停的患者，抢救成功率约为10%，个别大城市成功率能达到 30%。挪威自1961年起，将起复苏及一些现场急救训练纳入学校必修课程中，据统计，挪威院外心脏骤停公众施行心肺复苏率高达70.7%。

中国公众现场急救，缺的也不止是设备

　　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志透露，目前，我国国内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公共场所有：北京首都机场、上海地铁站部分车站、还有北京、上海、广州的部分奥运体育场馆。首都机场2006年在二号航站楼内安装了11台AED急救设备，才开创了国内公共场所安装AED急救设备的先河。截至目前，首都机场３个航站楼已经达到76个，然而，这些有限的救命的AED不仅没有被公众认知，而且被长年冷落。2025-08-05，解放军301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张永刚在北京首都机场因心脏骤停死亡，而首都机场安装的救命神器AED虽然近在咫尺，却成了摆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尚且如此，其他欠发达地区的状况可想而知。

　 陈志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AED不仅是一种急救设备，更是一种急救新观念，在推广AED，提高猝死患者抢救成功率的过程中，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普及急救知识，提高急救意识，在第一时间，自救互救。在中国，公众现场急救，缺的不止是设备，更重要的是观念、意识和急救技能，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正由于缺乏救治知识不会救、缺少相关法律保护不愿救，致使我国路人施救几乎是空白。目前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在推进完善有关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的制定，目的也是补上空白。

　 另据《医学与社会》杂志披露，目前我国尚无针对公众完善的急救培训体系，虽然公众急救技术培训需求量大，但培训机构、培训资源有限，公众获取急救知识的途径普遍缺乏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和常态化。2013年对陕西省警察和高校新生人群（高中毕业生）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93.18%的高中毕业生及84.51% 的警察现场急救意愿强烈，但49．4% 的警察及51．4% 的高中毕业生却因没有急救技能而无力施救。

　 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奥组委向国际奥组委承诺的是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把初级救护培训提高一个百分点，达到1%。也就是说，在那之前，中国公民的应急救护培训水平还不到1%。如今，这一数字虽然增加到3%，但和发达国家50%到60%的水平相比，还是差得太远。

　 急救危重病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急救社会化已成为急救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充分认识公众现场急救在急救网络中的作用和意义，理顺公众现场急救和院前急救的关系。目前我国急救医学把急救过程分为院前急救、急诊处置、ICU 观察等3个阶段，其中院前急救是指发生在医院外的，对正在或将要危及生命的严重急症、严重创伤和各种意外进行及时的抢救，使病人或伤者迅速脱离生命危险或延长生命的医疗过程。旧的观念将院前急救作为我国急救链的起始端，强调的是专业急救人员的职业急救活动。而我国现有的院前急救模式最快的反应时间是5到10分钟，在“白金10分钟”内不能展开急救已经成为院前急救的严重短板。现场公众可以做到前5分钟内对伤患施救，所以，急救链的起始端应该是公众现场急救而不是院前急救。在软硬件两方面做出改进，让公众成为现场急救的有效力量，势必可以减少很多类似金波那样的猝死悲剧。